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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遞，如今在人們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，但近來熱炒的啟用無人飛機送快遞，仍吸引了很多人的視線。古代快遞又叫“急傳”，它在中國出現(xiàn)的時間相當早，秦漢時期，全國已有成熟的快遞網(wǎng)絡(luò)；隋唐以后，對快遞不快、泄密等違規(guī)行為已有嚴厲的懲罰措施。
　　古代“快遞員”被稱為“健步”“郵人”“驛足”“遞夫”——
　　“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”
　　有信史可考，快遞在中國上古周代時便已出現(xiàn)。據(jù)《周禮·秋官》記載，當時周王朝的官職中，便設(shè)置了主管郵驛、物流的官員“行夫”，對其職責(zé)要求是，“雖道有難，而不時必達”。實際上，早在商朝已有近似于快遞的驲傳制度，并已在殷墟甲骨文中得到證實。
　　古代快遞，主要用于政令、軍情的傳遞，民間使用遠沒有現(xiàn)代廣泛。古代最原始最主要的快遞方式之一是“步傳”，即靠人工步行投遞。這在周代叫“徒遽”，與用郵車投遞的“傳遽”正好相對。
　　步傳又叫“步遞”。“遽”與“郵”、“驛”、“館”、“置”意思差不多，都是郵傳、速遞機構(gòu)。如春秋時，齊桓公在齊國大路上，每30里設(shè)一個“遽”，漢代則30里設(shè)一“置”。
　　“健步”是古人對快遞員的最常用稱呼之一，《通鑒》注稱，“健步，能疾走者，今謂之急腳子，又謂之快行子”。健步其實就是郵差，不同時代叫法也不同，秦代叫“輕足”，漢代叫“郵人”、“驛足”，宋代叫“遞夫”，明清叫“驛夫”……。據(jù)《隋書》記載，陳末隋初有一位叫麥鐵杖的“投遞員”，“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”，曾由京城夜送詔書到徐州，“夜至旦還”。
　　古代郵件有嚴格的保密措施——
　　“大小二篆，皆簡策所用”
　　如何保密，也是古代快遞業(yè)非常重視的問題。為了預(yù)防中途泄密，被人拆看或偽造，古代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。
　　以秦代為例，當時有嚴格的交接和登記制度?！缎袝伞分幸?guī)定：“行傳書，受書，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，以輒相報也。書有亡者，亟告官。”同時對投遞員的素質(zhì)也提出了硬性要求：“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”，即老弱和不誠信的人，不能擔任投遞員。
　　防止泄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。在秦代，文書都是寫在竹簡上，所以傳遞之前都會將郵件捆扎妥當。在結(jié)繩處使用封泥，并蓋上相關(guān)印璽，以防私拆；寫在絹素上則要裝入書袋中。
　　到了漢代，封裝工具和手段更加豐富，外封套有函、篋、囊等，根據(jù)物件的形狀、大小，分別裝入不同的包裝袋中。其中，“函”為一種小木盒，用來裝簡牘，上有木板蓋，刻線三道，鑿一小方孔，用繩子扎好后，方孔處要用封泥封好。
　　在唐代，公文郵件的封裝通常要用囊封，尤其是密奏，更要囊封。封泥不僅有保密的作用，還有等級之區(qū)別。一般最高五封，最低三封。封泥越多，表明郵件越重要，所用的速遞工具就要考慮緩急。
　　宋代，郵件保密制度和技術(shù)更為完善和進步，出現(xiàn)了“字驗”、“數(shù)遞”、“色遞”、“字遞”、“物遞”等多種先進的保密手法。
　　清代郵件封發(fā)、保密和防損工作做得更好，有“重封入遞”、“木匣入遞”、“絹袋封發(fā)”、“匯總封發(fā)”、“長引隔眼”等多種裝封手段。清代在速遞奏折一類的重要郵件時，還有專用的封裝程序，使用“封桶”、“報匣”、“夾板”等封套，外人是絕對看不到的。
　　唐代“快遞”果品水產(chǎn)——
　　“一驛過一驛，驛騎如星流”
　　魏晉時期，中國出現(xiàn)了第一部專門的郵政法規(guī)，即魏國由陳群等人制定的《郵驛令》，這在中國郵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。
　　到了隋唐，快遞業(yè)更為發(fā)達，由于大運河的開鑿，水路快遞更為突出。在李隆基(唐玄宗)當皇帝時期，全國大約有1639個驛站，其中水驛260個，陸驛1297個，水陸相兼驛86個。有學(xué)者推算，盛唐時期，從事驛傳的工作人員約有2萬多人，其中驛夫17000多人。唐代詩人岑參《初過隴山途中，呈宇文判官》寫下了親眼所見：“一驛過一驛，驛騎如星流；平明發(fā)咸陽，暮及隴山頭……”
　　唐時已開始流行用快遞運送水產(chǎn)、水果。當時平原郡(今山東境內(nèi))進貢的螃蟹，便是使用快遞。據(jù)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記載，這種蟹是在河間一帶捕捉的，很貴重，在當時一只價值一百錢。為了保證是活的，每年進貢時都用氈子密封起來，捆在驛馬上速遞到京城。
　　中國快遞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快遞業(yè)務(wù)是給楊貴妃送荔枝，詩人杜牧是這樣寫的：“長安北望繡成堆，山頂千門次第開；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”唐玄宗李隆基為討寵妃楊玉環(huán)歡心，使用快遞，從遙遠的南方向北方的長安送荔枝。這在今天已不算什么，但在當時太奢侈了！
　　在古代，快遞主要為皇家、達官貴人服務(wù)。明代于慎行的詩句“六月鰣魚帶雪寒，三千里路到長安”，寫的就是快遞鰣魚之事。
　　秦漢“投遞員”統(tǒng)一著裝——
　　“驛馬三十里一置，卒皆赤幘絳韝云”
　　如今的郵政投遞員都統(tǒng)一穿著墨綠色的工作服，秦代以水德自命，色彩上“尚黑”、數(shù)字上“尚六”。當時的車同軌一律為“輿六尺”，用于快遞業(yè)務(wù)的馬匹則是“乘六馬”；上等投遞員的著裝都是黑色。
　　到了漢代，黑色不受歡迎，投遞員穿紅色工作服?！逗鬂h書·輿服志》記載，東漢驛卒有特殊標記，“驛馬三十里一置，卒皆赤幘絳韝云”，即頭裹絳紅頭巾、膀戴絳紅套袖。另外，身上還背著“赤白囊”，即一種紅白相間的專用郵包。
　　在南宋，供職當時快遞公司“斥堠鋪”的，朝廷會發(fā)給春、夏、冬三季衣服。
　　除著裝外，秦代對郵件快遞的要求也有明確說法。《行書律》中規(guī)定，“行命書及書署急者，輒行之；不急者，日畢，勿敢留，留者發(fā)律論之”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寫有“急”字的郵件(文書)要立即傳遞，不能有片刻耽誤，普通郵件當天送出即可，不能積壓。如果不及時投遞，要依法懲罰。
　　古代“快遞”最快“程限”——
　　驛馬“日行500里，16驛”
　　漢代繼承了秦代的做法，“五里一郵，十里一亭”。在“五里一郵”基礎(chǔ)上，又于交通要道上，隔30里建一“置”，即所謂“改郵為置”。
　　置，即“驛置”，又叫“傳置”。用于傳遞緊急文書，當時的郵驛機構(gòu)已有專用車，這種專用車叫“傳車”。當時，用車快遞叫“傳”，用馬速遞稱“驛”。
　　馬肯定比馬拉著車跑要快多了。所以，東漢以后，車輛被逐漸淘汰，馬成為快遞的主要交通工具，這叫“馬遞”，這時傳遞文書的機構(gòu)多稱“驛置”。在投遞過程中，一般是“換馬不換人”，投遞員一般跑完全程。
　　古代快遞對里程、速度都有具體的規(guī)定，這叫“程限”。
　　秦漢時期步遞一般都是短途，平均每個時辰要走10里，這是對普通郵件的要求，當天送完。如果用傳車，一般每天要行70里，最多每天可行二三百里。騎馬的話，對速度的要求是“日行四百里”，這是當時的速度極限了，即古人眼里所稱的“至速”。
　　隋唐時期對陸路的驛速則有這樣的程限：傳馬日走4驛，乘驛馬日走6驛，按每30里一驛算，日走120里至180里。如果是急件，要求日馳10驛，相當于跑300里。更急的，如送赦書，則日行500里，日行約16驛。
　　宋代的快遞“急腳遞”，是在步遞和馬遞基礎(chǔ)上創(chuàng)立的，最早記載出現(xiàn)于宋真宗景德二年(公元1005年)。急腳遞并非人力的步遞，也是一種馬遞，要求日行四百里。元代的急遞鋪，更接近今天的快遞公司，程限與宋代一樣。
　　泄密快遞信息將被嚴懲——
　　“諸漏泄大事應(yīng)密者，絞”
　　由于古代快遞多為政令、軍務(wù)一類，如果快遞變成慢遞，或?qū)⑧]件遞錯、丟失等，都將被嚴懲。
　　秦代規(guī)定，如果拆看或偽造文書，未能察覺，罰二甲，即《法律答問》中所謂“發(fā)偽書，弗知，貲二甲。”
　　《唐律疏議》規(guī)定，“諸文書應(yīng)遣驛而不遣驛，凡不應(yīng)遣驛而遣驛者，杖一百。”打板子算是最輕的處分。
　　在唐代，快遞送晚了，或是不依驛道行走(枉道)，也要被處罰，最嚴厲的懲罰手段是處死。如果在投遞過程中出現(xiàn)稽程，將根據(jù)時間的長短、公文的性質(zhì)、引起的后果，作出相應(yīng)處罰。
　　所謂“稽程”，就是耽誤快遞。唐律規(guī)定，“諸驛使稽程者，一日杖八十，二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二年”。如果是軍務(wù)，“要速加三等，有所廢闕者違一日加役流，以故陷戶口軍人城戍者，絞。”
　　對失密或私拆、損壞、丟失郵件，唐代也有相應(yīng)處罰規(guī)定。當時禁“漏泄”、“稽緩”、“遺失”、“忘誤”，其中對泄密處罰最厲害，《唐律疏議》(卷九)中規(guī)定，“諸漏泄大事應(yīng)密者，絞；非大事應(yīng)密者徒一年半。”
　　私拆郵件的，《唐律疏議》(卷二十七)規(guī)定，“私發(fā)官文印封，視書者杖六十，制書杖八十。若密事各依漏密坐減二等，即誤發(fā)視者各減二等，不視者不坐。”
　　此后，各朝代對郵遞違規(guī)的處罰規(guī)定，均與唐朝差不多。
　　最后還要提一下的是，古代官方投遞員都持有牌符一類的信物，也就是相當于通行證的馳驛證件，“一證通行”，大大減少了快遞過程中的人為耽誤。